吴宇哲：土地市场：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城乡互动

土地市场：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城乡互动

吴宇哲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美好生活与1978年改革开放中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密不可分，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又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政策基础。当前，我们仍处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阶段，这又要与我们的城市化政策与土地政策/制度不无关系。根据我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回溯以及未来的展望，可以把我国的土地市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8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从而为我国后续地城市化推进奠定了基础。从1978年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的包干到户，到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的正式出台，特别是1982宪法明确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将农村土地由历史的“私有共用”与“公有公用”推进到“公有私用”，保障了农民生存，激活了当初的农村生产力，从而进一步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到1998年，结束了我国物资短缺时代，进入农产品、轻工业品盈余时代。

第二阶段，1998-2014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可以称为“土地城市化”时代，主要特征是工业园区的推进与地方依赖“土地财政”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改善。这样阶段起始因为我国进入了物质盈余时代，所以对外贸易开始松动，2001年进入WTO后，我们仅用了8年时间，制造业GDP从2001只有美国的1/3，在2008年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基地。与此同时，这一阶段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深化，激活了城市土地市场，为我国的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保障，为美好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这个价段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我国出口受阻，4万亿的强刺激计划虽然让我们的宏观经济挺了过来，但是也留下了后遗症。到2014年，经济进入新常态。

第三个阶段，2014-2035年，可以称为“人口城市化”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新时代，这一阶段应该注重城乡土地制度的互动。2014年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们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长严重减弱，所以我们在维持投资增长的同时，必须激活内需拉动增长。城市居民被各种节日刺激着消费，农村居民前不久也被“家电下乡”刺激过消费，而2.65亿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没有落实，或者说这些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与城市户籍的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流动人口一直是一群不敢消费的群体。2014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核心是改革原来的土地城市化模式，向人口城镇化转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改革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在农村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本着扩大农村土地的权能，完善和改革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制度。新时代的精神，一定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推进包容性增长，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新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新征程可以展望到远期的2035年后，那时我们的土地制度会相对稳定，实现城乡协同的美好生活。在那个时候，我国的人口总量已过了高峰，同时城市化进入稳定期……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地方政府将从土地增量财政转向土地存量财政，工业生产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引领下应该也实现了绿色转型，那时的乡村已经振兴，在生态文明的号角下，中国一定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