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花楼: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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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

龙花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土地是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国际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土地利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乡村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问题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也可通过管控土地利用转型得以缓解。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和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由此必然带来特定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依托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空间重构促使土地利用主体通过土地利用配置和土地整治工程等手段优化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反过来又作用于乡村重构的实践。本文在论述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探讨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拓展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1 土地利用转型

作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综合研究新途径之一的土地利用转型(龙花楼,2003),这一概念最初引入中国时是指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的土地利用形态在时序上的变化,其中的土地利用形态指的是某一区域在特定时期内由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构成的结构(龙花楼和李秀彬,2002)。随后,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被进一步拓展为也可以指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在高一级类型中所占的份额,如将农村宅基地在城乡建设用地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农村宅基地的形态来考察农村宅基地转型(龙花楼,200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被拓展为包含有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两种形式:显性形态指一个区域在特定时期内由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构成的结构,具有数量和空间结构两重属性;隐性形态指依附于显性形态且需通过分析、化验、检测和调查才能获得的土地利用形态,具有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和功能等多重属性(龙花楼,2012)。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由一种形态(含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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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据龙花楼(2012)有删改】

  通常,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其实质是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发生冲突,并在时间上通过形态的转变缓解这些冲突的一个过程。据此,提出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段时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引起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由强冲突逐渐向弱冲突(协调)转变,从而使表征各部门发展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形态格局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进而实现该时段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由形态向质态的转变(图2)。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过程包含土地利用形态的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变化,单种土地用途转换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层面考究其形态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形态的根本改变或变化方向和趋势的转折预示着某一时间段内土地利用转型的完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的涌现随之带来新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也是新一个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的开始(龙花楼,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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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式【据龙花楼(2015)有删改】

随着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与假说、动力机制和资源环境效应,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发展的关系,以及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和区域土地利用的转型;还有一些关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以及土地利用转型的机制探测、生态环境和社会效应的研究成果在颇具影响的国际期刊上发表。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Land Use Policy》2014年第40卷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政策”专刊(Long, 2014)中专门设置了“土地利用转型”专栏。国内地理学科的权威期刊《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龙花楼,2006)、“论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框架”(宋小青,2017)、“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解析”(张佰林等,2018)、“中国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曲艺和龙花楼,2018)等论文探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相关理论。迄今为止,已有40多篇以“土利用转型”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起“土地利用转型”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一处人文地理学科中“乡村土地利用与配置”研究方向的关键词之一。2002-2017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以“土利用转型”为主题的重点基金项目“我国农区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研究:以黄淮海平原为例”及面上项目27项。2015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长江中游经济带土地利用转型管控技术与政策创新”。由此可见,“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均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

2 依托土地利用转型和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资金与土地等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转移,乡村地域的功能随之发生变化;农业与乡村传统发展要素(人口、土地、资金等)和功能的变化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等新因素的介入,使得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与重构的新阶段。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行为主体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龙花楼和屠爽爽,2017,2018)。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包括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三个维度:乡村空间重构强调建立统筹城乡的村镇空间体系,在此基础上按照空间相对集中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重构村落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以产业培育为核心的经济重构是乡村重构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可通过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造活化乡村传统产业,利用乡村地域的多功能价值和现代技术手段,发展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乡村社会重构需重点关注乡村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建设、农村多元化组织结构体系的形成、特色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等(龙花楼和屠爽爽,2018)。

为适应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土地等乡村发展要素变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实现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和手段。基于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刘彦随,2018),不难发现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龙花楼,2018)。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发展要素的全面激活是培育发展动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在于调整关键发展要素的演进方向,形成各要素间耦合协调的发展格局,促进乡村的多维度复兴(龙花楼,2013;刘彦随,2018)。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为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场所,为人居环境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的高效配置创造必要条件(Tu and Long, 2017),在乡村振兴中尤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土地利用转型任何时候都发生在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及管理(体制)系统这三重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框架之内。国家或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往往随着某个国家或区域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的要求有所不同,乡村重构促使土地利用主体通过土地利用配置和土地整治工程等手段优化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反过来又作用于乡村重构的进程。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激发乡村活力、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的新格局。

人口-土地-产业紧密相连,经济-空间-社会重构相互交织,依托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重构的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土地、金融、社保等一系列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匹配和安排(龙花楼和屠爽爽,2018)。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土地经济价值的主导、现有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影响,共同驱动我国土地利用的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土地利用形态变化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决策部门亟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工程技术等多种手段,适时调整土地资源管理相关措施。

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应充分考虑目标区域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既要充分了解该区域目前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又要瞄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其即将步入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以增强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变化应当成为今后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焦点。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而土地资源的盘活与乡村产业的衔接对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亟需通过管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变化来创新土地管理政策法规及制度,探索土地利用转型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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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花楼, 李秀彬.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分析——以长江沿线样带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02, 17(2): 1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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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佰林, 高江波, 高阳 等. 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解析. 地理学报, 2018, 73(3): 50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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