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立刚：乡村振兴如何差别化落地？—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视角

乡村振兴如何差别化落地？

——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视角

吕立刚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 年的17.9%上升到2017 年的58.52%。然而，快速城镇化发展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农业基础不牢固、发展压力加大，“乡村病”日益严峻、多种矛盾加剧（刘彦随，2018）。面对乡村发展困境，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上述系列政策文件标志着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新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当前，对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和学界形成了较一致共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千篇一律，不能“一刀切”。但是，如何因地制宜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中，笔者结合自己从事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域的乡村发展趋势识别、问题诊断和功能重构，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差异化落地提供思路。

2 理论分析

2.1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及其转型假说

土地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重要载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产品和服务，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是土地功能的状态表现，即土地利用功能（Pérez-Soba et al, 2008）。土地利用功能的多样性表现为同一用地类型可能兼顾多种功能，但总有其主导功能。例如虽然耕地既能生产粮食，又兼具生态功能，甚至还具有娱乐教育的生活功能，但一般而言利用耕地的主要意图在于生产粮食，其主导功能为农业生产功能。土地利用功能由土地利用系统各要素的结构所决定(GLP, 2005)，人类利用土地形成合理的利用结构，以获取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效益与价值，诠释了土地利用系统提供给人类福利的能力（Wiggering et al, 2006）。综合来看，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可分为生态、生产和生活3类功能。其中生态功能具体表现形式有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水源涵养、景观美学与精神文化等功能（Costanza et al, 1997）；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主要包含了土地第一、二性的生产功能、土地的仓储功能与承载功能，是人类有形的消费功能，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在生态环境支撑下的土地系统最重要的功能(黄金川等，2017)。

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龙花楼，2015）。20世纪90年代初，Mather率先提出了森林转型假说，Grainger在1995年在Mather启发下提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龙花楼等（2002）将土地利用转型引入中国后，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土地利用转型的表现之一是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型。土地利用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土地利用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龙花楼，2012），其土地利用功能形态（显性和隐性）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显性土地利用功能形态的表现为提供不同服务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结构、空间布局；隐性土地利用功能形态表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居住承载、社会保障、资源供给、环境净化、生态维持等功能的能力。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型是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态、生活三大主导功能间的转化，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种主导功能之间进行数量和空间再配置的动态过程（陈婧和史培军，2005；吕立刚等，2013），在区域发展以提高人类福祉的过程中，土地的“三生”功能呈现出生态与生产、生产与生活、生活与生态间循环性此消彼长的耦合螺旋转型过程（图1）。

图1 区域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假说概念图

（据龙花楼，2012、2015；李全峰，2017改绘）

2.2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特征和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土地功能在空间和时间上也随之演变（Verburget al, 2009）。这些演变过程包括土地功能的转化、功能的强化或弱化以及特定功能的消失等。例如，吕立刚等（2013）研究发现，江苏省1985~2008年的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生产用地面积的减少，生态用地、生活用地面积的增加，各功能用地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不均衡性。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受到“自然（自然环境条件）-人文（社会经济因素）”交互系统的影响，而在整体上和局部上、宏观与微观上发生明显变化，进而改变土地利用功能形态（显性和隐性）。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动力机制内在本质是在内外驱动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一种非线性过程，主要源于“社会-生态”负反馈及经济社会变革（Lambin et al，2010）。例如，陈龙和吕立刚等（2015）采用典型相关性分析了江苏省各功能用地转型的驱动力，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政策因素是区域用地转型的主要驱动过程。宋小青等（2015）认为耕地功能转型不仅是客观地理现象，更是宏观政策干预的资源管理目标。应弘等（2017）以三峡库区小流域为例开展的研究表明，重大工程建设、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转型、城镇化等政策导向作用影响，土地功能类型在数量和空间上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2.3土地利用功能转型问题诊断与乡村功能重构

在不同区域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需求及产生的功能用地矛盾不同。在前工业化阶段，区域用地功能供需的主要矛盾是生态功能供过于求，而生产功能供不应求，表现为生态用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用地的增加。在工业化阶段，非工农消费品的生活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是其主要矛盾，表现为农业生产用地的减少和工业生产用地以及城镇生活用地的增加。后工业化阶段，区域用地功能供需的主要矛盾是生态功能的需求增加，表现为城镇生活用地基本稳定、农村生活用地的减少以及生态用地的增加。

不同土地利用功能转型阶段对乡村地域系统所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张佰林等（2018）研究认为，中国山区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表现为，农业社会的耕地扩张和林地收缩演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收缩和林地恢复性增长耕地收缩和林地恢复性增长，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恢复和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吕立刚等（2016）在太湖流域乡村地域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从生态型用地（竹林）向经济型用地（茶园、果园）转型，导致壤中流显著增加，增大氮磷等营养盐随壤中流流失风险，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变增加了区域生态环境风险。

面对乡村地域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及重构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的战略需求（龙花楼，2018），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需要将乡村地域功能放置于城乡融合系统中重构。乡村地域在较大区域尺度承担的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等功能定位（李平星和陈雯等，2014），取决于地域系统的土地利用功能的形态。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过程中，其振兴目标的导向也应有所差异。例如，对于粮食主产区的乡村地域，其承担的地域主导功能为粮食生产，乡村振兴目标的导向是农业生产功能的提升，应加强农业产品和服务功能的供给。对于工业化阶段、快速城镇化的区域，生活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乡村振兴目标的导向是居民社会经济福祉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提升；对于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较高水平区域，生态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乡村振兴目标的导向的重点在于城乡人居环境提升。

3 结论与建议

（1）人地耦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下人们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改变会造成人类社会不同的消费偏好，进而产生对土地利用功能产品及服务的不同需求结构，土地利用功能在空间和时间上也随之演变。在不同区域发展阶段， 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状态呈现出生态与生产、生产与生活、生活与生态间循环性此消彼长的耦合螺旋转型过程。

（2）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要充分重视乡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阶段性、差异性以及在区域中的功能定位不同，在研判乡村地域所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基础上，对村域单元进行功能分类、分级，识别其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状态及驱动关键因素的作用机制，探索构建与土地利用功能形态变化相适应的乡村振兴目标导向和路径，进而实现乡村功能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