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和鸣: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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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考

董和鸣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董和鸣_副本.jpg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其中,加快构建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措施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耕地资源匮乏,土地细碎化、农地规模过小已经制约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导致农民收入与权益保护滞后,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农地规模化经营可以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然而规模经营必须建立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基础上,如果农民没有完成身份转换,在土地规模化的过程中,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承包农地,大量农民被动挤出,大规模失地农民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组成类别,即农业的直接经营主体与间接经营主体。直接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三个类别:农户、企业、一体化。其中,农户又包括基本农户、兼业农户和农业大户。基本农户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小规模进行农业活动的农户,由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承包经营农户的规模不断缩小。促使基本承包农户向兼业与专业两个方向发展,形成兼业农户与农业大户。兼业农户一方面承包经营集体的耕地,同时又有比较稳定的非农收入,其比重相当于甚至超过农业收入。农业大户则通过开发农业资源、扩大承包面积或加大投资力度集约经营,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和商品率,成为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种植或养殖大户,其中有的农业大户已经转变为家庭农场,过渡到企业化经营。传统的农业企业主要有集体农业企业和国有农业企业,近年来又兴起了家庭农场、村办农场、村服务组织(或村办企业)办农场以及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农业企业。其中,社区合作社、股份合作企业、各种形式的联合企业发展迅速。一体化组织包括紧密型与松散型两种。紧密型组织是指农工商综合经营企业。实行内部一体化。松散型组织指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农户或农户与农户的联合体,是外部一体化。其典型形式是“公司+农户”,是由农业企业或农业相关企业通过利益机制和契约形式与农民建立产联盟,企业通过资金支持、技术服务、物资扶持等形式参与农业经营活动,农户则通过承诺适时提供适用产品参与企业的原料供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特征,作为农村经济组织中最先进的生产力,是联系政府、企业与农民间的纽带,所以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对于构建国家现代农业体系、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切实遵循农民意愿、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有重要意义。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以做出如下尝试。

一是要坚持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以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单位,产权明晰、利益趋同、农业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高,可以很好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在对于部分新型主体来说,承包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动机不纯。如部分新型主体是为了获取国家的惠农财政补贴,或者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意愿,且如今从事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在实践中催生了一批以圈占土地为目的的“伪新型主体”,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取更好的经营效益,进行非粮化非农化经营,妄图投机牟利。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家庭生产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方便灵活的田间管理较规模经营优势更为突出,更能增加农地经营效益和土地产出。

二、创新“公司+农户”模式,合同的不完全性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是当前“公司+农户”模式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公司+基地+农户”“超市+基地+农户”“科技公司+基地+合作社”等方面做更多的尝试。

三是加快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金融、信息、农机和技术服务等各类服务主体,鼓励发展农村信用贷款。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专业化发展,大力发展公益性农业服务机构,加强新型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的合作,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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